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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往昔》:肝胆永相照
        2011年5月30日
            

          口述前记

          邓伟志1938年生,安徽人。1960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从事理论工作。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著有20余种书。近年出版了《和谐社会笔记》、《不创新,毋宁死》、《和谐社会散议》等著作,主编了《和谐文化导论》、《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等书。

          肝胆永相照

          时间:2010年7月23日

          口述:邓伟志

          采访:冯〓蓓

          整理:冯〓蓓

          时间:2010年9月1日

          我的入会

          我是1986年加入民进的。之所以加入民进,还有一段小插曲。1986年,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当编辑,同时还是上海市第一届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上海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1986年成立,是由上海各界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自愿组成的,以无党派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具有统战性、知识性和民间性特点的联谊组织。历任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对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都十分重视。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晓渡就是本届上海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的名誉会长。

          虽然我当时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内心对中共十分向往,就向单位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到了7月的一天,分社的党委书记罗洛通知我说,下个星期就正式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了。周四,中共上海市委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向党组织提出是否可以让我加入民进。分社党委书记罗洛马上找我谈话,询问我的意见。由于我对民主党派了解很少,同时认为治国安邦有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了,民主党派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于是,我对分社党委书记罗洛说:我对民进不了解,还是不参加了吧。罗听了很高兴,说:“市里是征求意见,只要你坚持,我们不变,下星期三支部大会照开,讨论你的入党问题。”

          周六,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借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会议室开会。在活动中,恰巧碰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毛经权、副部长茅志琼等人。由于阎明复曾担任过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党委副书记,相对来说还比较熟,就热情地与我打起招呼来。毛部长当着我的面对阎部长说:“你们认识,最好!我们想请他进党派,他不肯。正好请你做做伟志的工作。”阎说,他是来开陶行知逝世四十周年纪念会的,住仙霞,叫我第二天(星期天)上午10点到他住处,再好好聊一聊。

          当时的情况是老一辈的民主党派领导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事渐高,特别是十年“文革”的破坏,民主党派都普遍存在着人才“断层”现象,亟需新鲜血液的加入,增强组织活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中共十二大以后,为了开创工作的新局面,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1983年下半年就相继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把加强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作为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在1983年11月,各民主党派通过座谈协商,一致通过了《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座谈会纪要》,对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提出了重要意见。而为了帮助各民主党派推进这一工作的进行,中共中央和中央统战部等有关部门下发了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在尊重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事务的前提下,积极帮助做好组织发展和思想教育等各项工作。

          第二天,我如约来到阎明复处。阎明复并没有跟我客套,直接就谈起了加入民主党派的问题。在交谈中,阎明复聊起了前一天召开的陶行知纪念会的有关情况。陶行知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在战争期间与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我国早年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东北民众反日斗争的积极组织者、领导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阎明复对陶行知还是十分熟悉的,他向我介绍了陶行知为理想、为民主、为教育而进行斗争的一系列事迹,并说像陶行知这样的人,民进组织里也有很多并进行了相应的介绍。交谈结束后,阎明复希望我就加入民进的事情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

          与阎明复的谈话,让我对加入民主党派有了新的认识。当知道老一辈文化界的名人,如周建人、叶圣陶、冰心等人都是民进会员时,我感到与民进的距离一下子拉得更近了。周一的时候,分社的党委书记找到我说,市委组织部、统战部都觉得你符合入党的要求,但基于工作需要,决定还是让你加入民主党派。对于这样的决定,我欣然接受。过了几天,当时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蒋家祥就到我们分社,与分社党委书记讨论有关我的入会事宜。民进上海市委当时的组织部部长金培基还专门跑到分社送来申请表。就这样,我就加入了民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民进会员。

          我的当选

          1986年的中国充溢着解冻的气氛,改革舆论开始升温。民进中央当时的思想也是比较解放的。到了1987年1月胡耀邦辞职之后,民进中央的工作出现了一些收缩的现象,但时间不长。那年春寒料峭,空气比较冷,但到了春夏之交又比较活跃起来。当时民进中央召开了一次青年会员的座谈会,民进上海市委会把我派了去。在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员们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我在座谈会上提出要修订《党派法》。这是我在研究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建议中,我对已有这部法律和尚未有这部法律的不同国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比较。《党派法》至今都还没有制订,可见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前卫的,自然引起了许多不同的争议,甚至在媒体上都有转载。

          1987年6月,民进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不但成为了民进中央委员,还递补为民进中央常委。在去北京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民进中央委员候选人。到了北京之后,由于当时住宿条件的限制,我与宓逸群住在同一间房。到这个时候,他才告诉我,我不但是民进中央委员候选人,还是民进中央常委候选人。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对于递补我为民进中央常委一事,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我在1984年10月24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一文,胡耀邦阅后马上给予肯定。他说这篇文章对于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事业是有益的,并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对我作了鼓励。后来《文汇报》还就这篇文章展开了讨论,《人民日报》也予以转载。

          1988年11月,民进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并没有被提名为副主席候选人。但有的常委对此却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上海是民进的发源地,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应有上海的代表,同时邓伟志也具有很好的代表性,理应成为副主席候选人。由于存在较大的争议,大会将我是否可以成为副主席候选人的决定权交由二十几个小组,由投票来决定。令人吃惊的是,二十几个小组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赞成我为副主席候选人。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上海代表里也有不同的声音,对此我都视若等闲,假装不知道。在确定我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候选人后,民进中央立即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联系。当时的上海统战部部长毛经权在了解情况后,立即表示同意,并且非常支持。这次选举很特别,是由代表直接选举民进中央主席、副主席。我以高票当选为副主席。这次代表大会是自有民主党派以来,空前的一次由大会全体代表以直接选举方式选举主席、副主席,并将等额选举方式改为差额选举方式的一次大会。民主气氛空前高涨!

          冰心老人

          1988年的冬天,民进在北京召开“六大”。冰心在“六大”上被推举为民进中央的名誉主席。我与楚庄、冯骥才等人一同去冰心家中看望她。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冰心家中做客。楚庄向冰心汇报了民进“六大”的相关情况,增补了几位年轻的副主席,并向冰心介绍了我和冯骥才。

          我从小就爱读冰心的书,崇敬冰心晶莹的心。直到我五十岁方才圆了童年时代的梦想。冰心老一见我就说:“你为妇女写文章,我还以为你是小姐呐!怎么是个男子汉?”不一会,她便进入正题。她说,民进后继有人,民主促进会就是促进民主,咱们要同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就要敢于民主监督。她举了自己常说的两句话:“长期共存是我们的权利,互相监督是我们的义务。”她还对我说:“搞社会学,跟我丈夫一个专业。解剖社会,胆子一定要大。我这个人胆子就大,越来越大。毛主席说‘五不怕’。不怕坐牢,只要不犯法,一般不会坐牢;不怕离婚,你们知道,我已无婚姻可言;不怕开除党籍,我不是共产党员,不存在开除党籍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开除我?至于说杀头,我料他们……”多少年来,每当我畏难苟安时,冰心老人的话,就会在我的耳边响起。

          还有一次我们在冰心老家里聊天,忽然来了位大人物,于是我们退到里间。大人物恭维冰心老人,“您老登堂一呼……”冰心老人立即回敬:“如今我说话能不挨批就不容易了,只有你们这些大人才是登堂一呼,阶下百诺。”我在里间暗暗发笑。这大人物可是没人敢碰的呀!冰心老顶他,让他讨个没趣,是在为百姓出出怨气啊!

          冰心老逝世后,我到她家中灵堂前给她送行。谁都能想得出,给冰心老送花圈的人档次都是很高的。可是,灵堂并没有按通常的“名单学”排位,而是把巴金送的花圈放在最突出的位置,把那些政治地位显赫的人送的花圈统统置于巴金之下。我不知道这是家人按冰心老的遗愿做的,还是按冰心老一贯的做法做的。

          崇师敬老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原民进中央副主席吴若安先生把毕生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她的一生贯穿着爱国主义、民主求实的情怀,始终不渝地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体现了老一辈民进领导人的高风亮节,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尊重。1987年的民进全国代表会议同意叶圣陶、吴若安等27位老同志主动辞去中央委员职务的请求,接受叶圣陶、吴若安辞去中央主席和副主席职务的请求。同时,为了使一批德高望重,为民进组织建设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同志继续在会内发挥积极作用,设置顾问机构——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吴老就是民进中央第一届参议委员会副主席。

          会议期间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举行全国性的会议往往都拍合照予以纪念。当时,大家都排好了位置,只等前排人员就坐。照常理来说,一般是中共中央派来祝贺的同志在民主党派的第一领导人的陪同下首先走入会场,然后才是民主党派第一副主席等人。可是,这次拍照时,首先步入会场的却是吴老。她是民进中央的副主席,但不是第一副主席。当时吴老已近百岁,又因小时候裹过小脚,走起路来速度比较慢。只见她在前面小脚一踮一踮的慢慢走,中共中央派来的同志与民进中央的领导们都跟在她后面,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人逾先。大家看在眼里,心里不由一阵欣慰。作为民进老一辈领导人的吴老走在前面,既体现了共产党的敬老传统,也体现了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更体现了民进对吴老的敬重。

          风波之后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共中央决定集中一段时间,在党内开展一次清查、清理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清查、清理工作同考察工作结合进行,重点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在这场政治风波之后,我提过一个建议,就是在民主党派机关不要搞清查。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清查清理工作是中共党内的工作,民主党派对详细情况不是很了解,在机关内部进行相应清查工作不是很适宜。同时,我还得知一个情况,就是中顾委(中央顾问委员会)正准备对四名中顾委的同志进行处理,但当时任中顾委主任的陈云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不要处理了,这三位都是老同志,他们对情况也是不了解,而真正了解情况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央的同志,即使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也不一定完全知道。

          对我提出的这个建议,在民主党派中间、在民进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内部都是既有赞成声,也有反对声。有一天,一位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在局级干部会议上说,有一位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提出来,民主党派不要搞清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怎么能不清查呢?当天就有人向我透露了这个情况,说这就是对着你来的。我向他表示,我不害怕。第二天,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毛经权向民主党派传达昨天局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我马上给他递了张条子。我说,民主党派不搞清查,我认为我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毛经权在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就将这位领导人的这句话跳过去了。

          我在上海各党派负责人的会议上提出过这个观点,也在民进中央常委会议上提出过,还通过中央统战部和《解放日报》的内参上报过。《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在中共上海市委局级干部会议精神传达之后,对帮我发内参的编辑说,看来这个邓伟志是不行了,这个内参被批评了。编辑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了这个情况。我说,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一切都由我邓伟志顶着。这个内参是我叫你发的,当然由我来负责。如果你受到牵连,挨了批评,那就真是对不起了。没有过几天,中共中央就发了文件,民主党派机关不搞清查。

          我认为,只要不是一个浑浑噩噩、唯唯喏喏的民主党派成员的话,就必然会有新的见解。新见解无不有二重性,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至少是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这是难免的。这也是我理解的规律。

          为人平反

          柯灵是民进的创始人之一。他曾是夏衍、阿英主编的《救亡日报》的编委之一,后来还先后主编了包括《民族呼声》、《文汇报》、《大美报》、《正言报》等十多家报纸在内的文艺副刊。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作为进步刊物《周报》主编之一的柯灵,邀请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接连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呼吁并鼓动群众起来争取和平民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舆论的引导下,1945年12月30日,柯灵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雷洁琼、赵朴初等26位中国和上海文化教育出版工商界人士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在解放后的一些政治运动中,柯灵曾因创作了电影剧本《不夜城》而受到政治迫害和不公的待遇,到了“文革”,又被送进了牢房,这是他始料不及的。1958年,《不夜城》由汤晓丹导演,刚拍成电影,就受到公开批判。罪名是“美化资产阶级,歪曲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并严重地歪曲了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到了1965年,全国报刊众口一词宣判《不夜城》是株大毒草。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柯灵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拘留审查达3年之久,并多次作为“活靶子”在全上海游斗。

          文革结束后,柯灵对于自己遭受的苦痛很少向人提起。倒是在拨乱反正的政策被提出时,柯灵就不避艰险地率先冲破禁区,提出为傅雷平反的问题,这在当时无疑起了石破天惊的作用。以后他又多次大胆地为封尘多年的历史问题翻案,包括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的张爱玲问题,都在柯灵的努力下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的张爱玲,一直以来都引起颇多争议。但柯灵却始终不讳言对她才华的欣赏。张爱玲的成名也曾受惠于柯灵。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问世,便受到时任《万象》主编柯灵的关注和垂青。1984年,柯灵发表了《遥寄张爱玲》一文,震惊文坛。文中,柯灵介绍了他发现这位女作家的过程,肯定了她的艺术成就,但也对她的部分作品提出了直率的批评。至此,这样一位远行国外而渐为国内读者所遗忘的作家得到了平反,重新出现在读者的眼前,甚至阅读其作品成为一种时尚。可以说,张爱玲作品的重新问世有柯灵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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