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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云往昔》:寻找民进的根
        2011年5月30日
            

          口述前记

          明〓浩男,1946年6月出生于上海。1967年,上海教育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在上海县(现闵行区)纪王中学任教。1985年,参加自学考试,于上海师范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1988年调入民进上海市委会,先后在联络部、研究室、宣传部工作,历任联络部、研究室负责人,宣传部副部长、部长。2006年退休,现任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委员。

          寻找民进的根

          口述:明〓浩

          采访:吴欣夏

          整理:吴欣夏

          时间:2010年7月27日

          落政进入尾声

          1988年8月,我到民进上海市委会工作,当时被分在三胞联络部,主要从事落实统战政策与服务“三胞”亲属会员等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被查抄财务、被占私房的清理和落实政策工作已接近尾声,只剩下一些“难啃的骨头”。这一时期,民进市委仍继续积极配合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千方百计寻求妥善解决的办法,期间又得到多方帮助,一些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一些被查抄的财务、被占的私房也得以归还。我印象中最深的有这么几件。

          著名的眼科专家、民进市委常委、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张皙,她家一栋位于湖南路、近淮海路的花园住宅“文化大革命”中被市科委的某个单位占用,虽然费尽周折一再反映,但还是迟迟得不到解决。我们了解到此情况后,便趁市两会召开时,请民进会员中的市政协委员林黛文专门就此事向市政协递交提案,并通过现场办公向市科委领导直接反映,这事终于有了眉目。张皙家的房子最终物归原主。对此,张皙非常感动,还让我陪她去市政协送匾,以表感谢。

          民进会员、特级教师贾志敏的父亲是一位工商界知名人士,解放前曾营救过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1949年8月还出席过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但在1951年却因涉嫌错案而被错捕错杀。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贾志敏上不了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在一所小学担任语文代课老师。“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屡受迫害,意志也很消沉。粉碎“四人帮”后,当得知许多文革时的冤假错案被重新翻案时,贾志敏看到了希望,一方面反复申诉,一方面积极向民进组织寻求帮助。作为民进市委联络部的干部,我也多次为其奔波。最后,贾志敏收到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他父亲终于恢复了名誉。从此,贾志敏怀着感激的心全身心投入语文教学工作,并在语文教学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就,他主讲的“贾老师教作文”这档电视节目深受学生好评。

          到1990年底,大部分民进会员、机关干部的历史遗留问题都落实了政策,一些冤假错案、被查抄的财务、被占的私房都基本得到解决,这在民进会员中赢得了良好的反响,从而调动了民进会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激发了广大民进会员报效祖国的热情。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民进市委会联络部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到为“三胞”亲属会员服务上来。据统计,1991年,民进市委会下属会员中有“三胞”亲属的有1223人。市委会对这些会员非常关心,联络部及各区(县)“三胞”工作组围绕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他们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出力。同时,民进“三胞”亲属会员在民进市委会联络部的积极配合下为“三引进”(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穿针引线、牵线搭桥,成果丰硕。比如,民进会员、市西中学名誉校长赵传家的女儿定居新西兰,在赵校长的影响下,她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她用中文翻译了第一本介绍新西兰的图册,并引进羊毛生产项目,回国时还受到时任总理李鹏同志的接见。又如,民进会员、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张锐,通过其海外关系引进了美国通用汽车,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汽车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8年年底,台湾逐步开放大陆赴台探亲。对此,市委会一方面积极为民进台湾同胞亲属会员赴台探亲提供各种方便,另一方面,也广泛利用这一平台加强对台宣传、增进两岸交流、为促进祖国统一建言献策。民进闵行会员陶天枢,他是第一批赴台探亲的成员。在台湾探亲时,他向台湾同胞如实地介绍祖国大陆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面貌的深刻变化和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宣传祖国对台湾问题的一贯态度、立场和有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回上海后,市委会联络部组织专题报告会,让陶天枢为广大会员介绍台湾当时以及其赴台探亲的情况。

          民进会员、卢湾区五爱中学教师徐曼庆的父亲是台湾首批回沪定居的老人之一,50多年来与妻子、儿女天各一方,隔海思念,终于园梦叶落归根。我得知此事后,立即与市台办的周天柱同志一起前往他家采访,制作的录音采访节目,通过《浦江之声》电台,向台湾广播。

          原民进宝山区委主委印润田,其夫人周秋丽是台湾籍人,夫妻俩双双加入民进。后来,他们一起赴台探亲。在台湾,他们了解到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现状不甚了解,在台湾收看不到大陆的电视节目,也没有一个专门的频道播放有关大陆的情况。回大陆后,在市委会举行的茶话会上,印润田提出希望中央电视台开设面向台湾的电视节目的建议。我听到后,做起了有心人,通过调查和积累,起草了一份关于加强对台宣传、开设专题频道的材料交给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蒋家祥。蒋家祥收到这份材料后相当重视,在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递交了《进一步改善中央电视台一台第一套节目以加强对台宣传的建议案》。该提案的意见被采纳,后来开设了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央视四套的播出,增进了两岸相互间的了解,使两岸交流更为频繁,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着重大意义。

          为更好服务“三胞”亲属会员、积极开展活动,市委会专门成立了三胞联络委员会,主任是著名作家秦瘦鸥,副主任是足坛名将张邦纶。说起张邦纶,老一辈球迷一定非常熟悉,1947年在香港举行的沪港埠际足球赛上曾扑出“亚洲球王”李惠堂主罚的12码点球,从而挽救了上海队,被誉为“远东第一铁门”。十年浩劫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惨烈的创痛。市委会帮他及时落实了政策。张邦纶当选为民进上海市委常委,积极参加民进的各项活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1989年,张邦纶和其他上海东华足球队的元老赴港访问,并与来自台湾的原东华足球队队友交流联谊。后来台湾的老队友到大陆进行回访。这件事促进了两岸体育事业的交流。当时,我就此事采访了张邦纶,撰写的报道在《浦江之声》电台进行广播。报道中还提到,1948年和1952年,张邦纶两次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1948年他入选国家足球队,参加第14届奥运会。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不给路费,球员靠“沿途卖艺”筹集资金,受尽白眼和轻视,最后连回国的车旅费都不够,后来通过华侨募捐救济才得以回国。1952年,张邦纶入选新中国首届国家队,赴芬兰参加第15届奥运会。张邦纶荣幸地担任了中国代表团的升旗手,把五星红旗升起在奥运村,这份光荣和喜悦让他终生难忘。而在两次参加奥运会,代表新旧两个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经历,张邦纶的故事播出后,给人以强烈冲击,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

          民进是在共产党帮助和推动下创建的

          我从1992起担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上海小组联络秘书。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是一批从民进中央退下来的老同志,由赵朴初任主席。上海有16人,其中副主席有柯灵和梅达君,常委有赵宪初、陈云涛、段力佩、陈穗九,委员有李楚材、薛正、朱有瓛、朱镜清、吴企尧、陈邦炎、宓逸群、王佩贞、杨国英、钟昭华等。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民进前辈,我从与他们的联系和服务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精神养料。其中接触最多的是柯灵、赵宪初和梅达君,他们逝世后,悼词和生平都是我撰写的。关于柯灵和赵宪初,我分别写过《柯灵》和《一代名师》中的“一代宗师风范长存”,这里,我重点谈谈梅达君。

          梅老1939年入党后一直从事国统区的上层统战工作,1945年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负责的党的地下企业“东方联合贸易公司”任副总经理。他以此为掩护,团结广大金融界爱国人士,组织“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解决经济困难。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了向何处走的抉择。当时上海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对美国和蒋介石抱有幻想,寄希望于马歇尔的调解。党中央指示上海局要让爱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发出声音,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爱国民主人士因战争都转移到内地,因机票和船票都被国民党劫收大员把持,无法及时回到上海。因此,有必要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民主党派。梅达君根据刘晓的指示,利用自己与上层人士的关系,联络了上海知识分子与工商界的爱国民主人士,并努力促使他们实现大团结,终于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梅老告诉我,在参加民进成立大会的26人中,有6位中共地下党员,除他以外,还有王绍鏊、周建人、徐伯昕、张纪元和万景光,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是党员,因为搞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民进成立后的重大活动都是由共产党领导和参与的。如1946年“六二三”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张执一同志。能争取到10万人参加集会和游行,没有共产党是办不到的。实际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创建的。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中,29位理事中有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林汉达、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冯少山、葛志成等10位民进会员,梅达君还兼任秘书长。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47年,为保存革命力量,梅达君以创办“东方联合贸易公司香港分公司”为掩护,赴香港为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同志的转移作准备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他组织参加上海人民保安队,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迎接上海解放做了许多工作。上海解放后,他历任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政协副秘书长,中共华东局统战部第四处处长,曾多次陪同陈毅市长访问包括宋庆龄在内的许多上层民主人士。1953年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由于梅老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与潘汉年有许多交往。1955年,梅达君因潘汉年冤案株连回国接受审查。每当梅老与我谈及潘汉年时,总会忍不住掉下眼泪。

          寻找民进的根

          在我记忆中,如果要找出一件我为民进做的最有意义的事,那就是参与民进成立旧址的确立了。在探寻、证实和确立民进成立旧址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卢湾区委、卢湾区文化局和卢湾区图书馆的鼎立支持和关心。民进成立旧址的发现和确立,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一个缩影,不论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民进,都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民进旧址确立的过程,整整十年。那是在1995年12月,为纪念民进成立50周年,作为《民进申城月报》的编辑,我打算在报上介绍民进的会史,并配发几张照片。于是我根据《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关于民进成立于上海爱麦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的记载,来到位于上海陕西南路235号(绍兴路口)的卢湾区图书馆。我向图书馆的同志说明来意,他们热情地接待我,带我到各个房间摄影。由于我不知道当年民进成立时的会场在哪一间,只能每一间都拍下来,以便日后考证。同时,图书馆的同志又告诉我,根据市政建设规划,陕西路将要拓宽,届时卢湾区图书馆将被拆迁。我听到后非常着急,回去后立即向当时的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蒋家祥汇报,并建议以民进市委会名义向市政协提交一份提案,要求保护民进成立旧址,并挂上铜牌。蒋家祥让我起草了《建议将民进成立大会会址作为革命遗址加以保护》的文稿,作为民进市委会提案于1996年上海市政协八届四次会议期间提交。但是,作为革命遗址的申报与审批过程十分复杂,再加上陕西路的拓宽工程有所改变,陕西路改为单行道,道路不变,卢湾区图书馆也不拆迁了。这个问题看似解决了,但实际上并没解决。因为挂牌的要求没有实现。1997年,我又撰写了《关于将民进成立大会会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议》的材料,并作为民进市委会提案于1998年向上海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交。但是,申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一定的条件,这一提案一时还无法实现。

          1998年12月,民进十届二次全会期间,出席会议的上海代表请德高望重的民进中央名誉主席雷老写信给上海市的领导,希望能在民进成立旧址挂牌,并以此作为向民进上海市委会成立50周年献礼。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同志收到雷老的信后,十分重视,要求统战部协助解决。同时,民进上海市委又向上海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将民进成立大会会址作为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再建议》的提案。在市委统战部的具体协调和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统战部、文化局、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在卢湾区图书馆大门外挂上了“民进成立旧址”的铜牌。

          1999年6月17日,在庆祝民进上海市委会成立50周年之际,举行了民进成立旧址揭牌仪式。以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进会员,到上海后都会要求到民进成立旧址去参观。但是,不能确定民进成立大会的会议室,始终在上海民进成员心头留下了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席民进成立大会的前辈相继去世,仅存雷老和宓逸群两位了,而宓老又远在加拿大,这给会址的确认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2005年1月14日,宓逸群先生从加拿大回沪探亲。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我向宓老提议到卢湾区图书馆去重游故地,顺便回忆一下成立大会的会址,宓老欣然答应。他虽然已90高龄,但对当年往事还记忆犹新。当年,宓老是马老的学生,又是民进的第一任秘书,民进成立大会的签到笺就是由宓老保存下来的。进入卢湾区图书馆大门,我们带领宓老走进图书馆大楼,寻找会议室旧址,宓老说不对,进大门后应该向右拐弯到一座小洋楼,而不是向左拐弯进图书馆大楼。陪同我们的卢湾区图书馆党支部书记介绍说,据史料记载,中国科学社旧址应为这座小楼,而大楼是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旧址,从1931年建成至今一直为图书馆。2004年,卢湾区政府出资动迁了小楼里的居民,把原为中国科学社的小楼给图书馆使用。当时正在装修,宓老不顾工地上的泥泞,在我的搀扶下,跨过地上堆放的脚手架,踩着黄沙石子,走进小楼。他一见小楼就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十分肯定地说民进成立大会是在1945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在这里一楼会议厅举行的。我查了一下万年历,1945年12月30日正是星期天。

          我十分兴奋,当天晚上,立即通过电子邮件向民进中央赵光华秘书长汇报了此事,并发去了有关照片。赵秘书长回复:“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信息。对我会的会史和传统教育善莫大焉!”2005年5月24日,民进中央网站主编王炳舟和刘志奇等来沪,落实关于民进成立旧址建设及拍摄纪念民进成立60周年录像片的有关珍贵资料,这得到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统战部、卢湾区文化局、卢湾区图书馆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并决定在小洋楼前竖一块纪念石碑,在会议室墙上悬挂一座纪念浮雕,作为向民进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

          在卢湾区图书馆馆长仓荣卿的亲自过问下,我们选择了一块高1.1米,重约2吨的大青石,右面镌刻着:“中国民主促进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成立旧址”,中间是赵朴初书写的“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八个大字,左面刻着“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立”。12月14日,纪念石碑正式竣工。

          民进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屠杰自告奋勇地承担了选用千年紫檀木雕塑纪念匾额的任务,并将它捐赠给民进成立旧址。匾额长105厘米,宽70厘米,用具有数千年生命力的紫檀木雕塑而成,象征着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荣辱与共。匾上的浮雕凸现了民进的主要创建人马叙伦、王绍鏊先生的头像以及民进成立的日期——公元1945年12月30日,星期日,农历乙酉年十一月廿六日,并细刻了参加民进成立大会的26位民进前辈的亲笔签名;下方镌刻着“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30日在此成立”,其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七个字采用马老的手书;四角刻有蝙蝠图案,象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中国人民的福祉而奋斗,四周的白玉兰图案则示意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诞生。

          2005年12月18日,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常务副主席张怀西、副主席严隽琪等民进中央领导来民进成立旧址瞻仰。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卢湾区委、区统战部、文化局和图书馆的领导也参加了瞻仰活动。已回沪定居的宓老也出席了活动。

          现在,一批又一批民进会员来到这里参观瞻仰。民进成立旧址已经成为全会开展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教育的一个基地,激励民进会员继承老一辈的遗志,发扬民进优良传统,不断巩固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更加自觉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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