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end id="p9f9g"></legend><legend id="p9f9g"></legend>

    1. <listing id="p9f9g"></listing>

      <th id="p9f9g"></th>
        <legend id="p9f9g"><em id="p9f9g"></em></legend>
        当前位置 首页 >> 理论研究 >> 领导专家理论文章 >> 正文
        叶孝慎:当机立断 放水养鱼——兼论市场中介机构在文化产业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2008年10月20日
            

          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逆转。中国不能走回头路。我们不仅要将经济
          体制改革逐步引向深入,而且还要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方面
          取得实质性突破。

          中央正在加大文化体制改革的力度,并对我们民进可能在新一轮文化产业化进程中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寄予厚望,最切近的鲜明标志就是2006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民进、民盟委员时强调指出,要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众所周知,近一、两年来,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场关于我国改革和发展问题及中国应当何去何从的大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认为,这一争论的要害“不是快一点和慢一点的问题,或者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而是改革开放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是一个方向问题。”(2006年2月13日,程恩富答美国《奈特?里德报》、法国《世界报》、加拿大《环球邮报》、瑞士《时报》兼法国《快报》、德国《明镜》记者问)吴敬琏也说:“一些同志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与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重新提出他们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并且取得了某些成功。”(吴敬琏:《如何看待关于改革的两大争论》)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今天我们走到一起,共商大计,不仅讨论改革,而且讨论积重难返的文化体制改革,更能让人热血沸腾,倍感肩头责任的重大。邓小平的名言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还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我想,现在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了。我们就是要站出来说话,理直气壮地说话,表明我们的态度,重申我们的立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逆转。中国不能走回头路。我们不仅要将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引向深入,而且还要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二

          政事合一、政文合一的文化管理体制,有利于执政核心在整体上把握文化建设及意识形态建设的走向,有利于团结的维护和时局的稳定,却又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化健康发展。我们党,我们政府,要想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牢牢掌握弘扬和培育先进文化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就得“管”、“办”分开,注重培植专业组织并按照法规制度管理文化。

          毋需讳言,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原有的文化管理体制是建立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石上的。既然中国入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运而生松动了那样的基石,既然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连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要求一并提了出来,人们自然就会对“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的建立产生更多期待;自然也就会更其迫切地希冀以一种全新的模式,在文化管理体制上强化“民本位”,摒弃“官本位”;强化“社会本位”,摒弃“权力本位”;强化“问责制”,摒弃“政绩制”;强化“行政许可”,摒弃“无限政府”。
          那么,从政府的立场出发,什么又是文化管理领域内的“服务”和“责任”呢?怎样才能在文化管理领域内以“服务”和“责任”的理念全面落实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呢?
          就文化管理体制的组织架构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是将其放在一个既小又简的管制境域中,甚至通过干预国际规则的制定,将文化确定为WTO中的一般服务贸易,其极端就是美国模式,所谓“开放性的文化策略”就是政府不直接参与管理,不制订相关政策,只是通过民间和市场进行调控。政府对于文化的扶持,不是通过大规模的或持续性的直接资助而是通过其他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免来实现的。所以,美国是一个文化产出大国,它却没有文化部。美国的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私人的捐赠。
          乍一看来,这种“无为而治”的模式明显降低了政府的运营成本,减少了政府对于文化艺术的干预,有利于文化多元化发展。但是,“无为”并不就等于无所作为。恰恰相反,美国式的“无为”背后却是“无所不为”,却是以意识形态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左右文化事业那只“看得见的手”,从而实现单极文化称霸世界。至少美国主流社会学家拉扎尔斯费尔德和默顿就公开承认:“在我们的社会里,控制人们观点和信仰的人,很少采用肉体强制的办法,更多的是采用群体诱导的办法。无线电广播和广告正在取代恐吓和强制。”
          对拉扎尔斯费尔德和默顿言论的最好解读就是:我们不强迫你去做,我们要潜入你的心灵,进入你的潜意识,达到你自己愿意去做。使人服从并非依赖技术手段,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手段。这就是今天的美国文化。
          事实上,从美国大片《闻香识女人》、《拯救大兵雷恩》到《坦达尼克号》,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美国精神高于一切的美国文化。
          我们还可以将我们的视角定格在迪斯尼第32部卡通长片《狮子王》上。由于主题音乐温馨可爱,自然风光壮观凝重,整体风格又是恢宏而不张扬,纯真而不滥情;所以广大受众只是齐声喝彩而再不深究其顽固沿袭美国主流社会的传统意识,即对于非洲文明的种族主义偏见、对于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和对于封建宗法制度残余的念念不忘与无限崇拜。什么是“群体诱导”?这就是“群体诱导”!什么是“潜入你的心灵,进入你的潜意识”?这就是“潜入你的心灵,进入你的潜意识”!也许那些身居要职、手握国外大片引进权柄的人们都是一些用特殊材料做成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他们的不败金身经不起莽原丛林的风狂雨暴,他们的睿智大脑经不起一只小小狮子的忽悠。辛巴一唱起“Oh,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等我长大来当王》),他们就都心甘情愿地认同了那样一种价值观:在非洲那个蛮荒之地和化外之邦,只有封建的宗法,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正因为我们对于文化及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性具有现实的客观要求,所以,迄今为止,我们坚持采用文化管理、意识形态管理与政府行政管理有机结合的策略。具体落实到政府行政体制架构上,也就形成了政事合一、政文合一的文化管理体制,即从中央到地方均通过宣传部门层层负责的独立职能设置,来履行事关文化的政府行政管理职责,同时将执政党的主导文化理念贯穿始终,以对上层建筑负责的态度来待之。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执政核心在整体上把握文化建设及意识形态建设的走向,有利于国家凝聚民心、聚集民力,求得社会发展精神动力的统一,求得团结的维护和时局的稳定,求得先进文化追求的凸显和弘扬。从道义上讲,它具有求取真善美的责任意识和人类意识。但它的不足是:首先在体制上使文化的多样化健康发展难以获得更大的空间,显得活力与激情均不够充分;其次是政事不分、政文不分、管办不分,以致文化建设范畴中那些意识形态含量并不太高的部分也无端地脱离了商品社会的实际、脱离了市场经济的实际,从而显得政府太累、发展乏力、供需脱节、资源流失。
          要是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又愿意多学一点东西,我想在这里推荐一部书,那就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中的一种——《论意识操纵》,作者是俄罗斯学者谢?卡拉一穆尔扎。谢?卡拉一穆尔扎从1988年起就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路线,后来又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谢?卡拉一穆尔扎认为,“走操纵的路当然可以保证方便和舒适”,但是“在迅速发展的社会里,管理艺术的要义在于善于把人的愿望纳入需要的轨道。凡通晓这门艺术的人,均可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既然早在10多年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已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那么,我们的文化为什么还要依赖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并受制于这样一种落后的技术手段,而不是让它本身就变成为一种可能释放巨大能量的先进技术手段呢?我们为什么还不能把“把人的愿望纳入需要的轨道”作为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呢?为什么还不能把“服务”和“责任”作为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呢?
          我们大可不必将脏水连同脏孩子一起倒掉。
          我们所要代表的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前提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其路径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注重分析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深化对客观规律的认识,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胡锦涛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我们无意将宣传部、文化部那样的强势部门变成弱势部门。我们只是认为,一个部门的强势与否,并不与统抓统管成正比。我们党,我们政府,要想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牢牢掌握弘扬和培育先进文化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就得通过井然有序、持之以恒的改革,逐步从直接办文化事业转换到“管”、“办”分开,注重培植专业组织并按照法规制度管理文化;从小范围“拍脑袋决策”转换到尊重文化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社会需求,形成对文化事业发展公开承诺;从对文化事业“事无巨细”的事务式操作转换到通过调研、制定战略、实施宏观调控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从对文化发展权力、利益部门的所有式管理转换到开放性、公平性、规划性、平台性管理;从对文化事业少数主体倾向性认定和扶持转换到社会化、普遍性、专业性主体公开公平支持。

          三

          我们要想在操作层面上,既确保党的领导,又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对于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就得特别关注那些赢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就得按照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办事,“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艺术中介”领域。在过去大半年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已经相继出台,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也有很多考虑,也想实行管办分离,由文化行政部门亲自办文化,转变成为文化事业单位办文化、主管部门监督管理、量化考核。也想弱化行政审批职能,简化审批程序,推进网上审批等电子政务,提高政府服务质量。也想进一步突出文化事业的公益性,实现公益性文化事业活动和经营性文化产业项目的剥离,转变体制,创新机制。也想有机整合国办文化资源,以市场化运作方式,通过引进社会资本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根据市场需求,科学调整文化经营项目,形成多元投资、经营灵活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进一步做大做强国有经营性文化产业,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
          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很好的,问题是党政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开、事企分开的步伐一旦加快,所有那些与文化事业有一定关联、但基本性质已经属于市场主体的文化单位恐怕就会有一个比较痛苦的“涅槃”。
          这些单位包括影视制作单位、出版物流通单位、演艺公司、一般表演艺术团体、印刷和广告单位、经营性艺术学校等。
          这些单位原先属于事业性质,如今已经身处竞争性领域,主营业务已经面临成熟和开放的市场,继续保留其事业性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当断不断,反受其累。政府应该当机立断,放水养鱼,鼓励这些单位充分借鉴经济领域改革成功经验将事业单位改造转换成标准化市场主体,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勇敢进入竞争性领域,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一心一意抓创业,聚精会神谋发展。
          当然,在这些单位的转换过程中,政府可以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用以减低转型难度和市场风险。譬如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出台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就是试图通过对于文化企业的税收政策的调整,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精神,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所以两个文件分别规定,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后,将免征企业所得税;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地区,对政府鼓励的新办文化企业,自工商注册登记起,将免征3年企业所得税。
          但是,断奶就是断奶。任何政策支持都是有限的。与其花费更多的精力谋划有限的政策支持,仅仅用以缓解断奶的难受,那还不如以更多现代市场手段的学习、掌握与应用来应对“放水养鱼”之后的复杂局面。
          已经市场检验的有效手段为数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中介。目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已经设立“行业中介署”和“市场中介署”,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归口发改委。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市场中介”,可以是一个政府组织,更可以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可以是一个过渡性、暂时性概念,更可以是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是非赢利性的,更可以是赢利性的。
          我们承认我们对于赢利性的非政府组织更感兴趣,所以我们也就特别赞赏上海浦东新区区长张学兵在《关于浦东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中的下面那一段话:“今后五年,我们将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率先实现政府部门同所属的市场中介机构、行业协会脱钩。”因为赢利性的非政府组织更有活力,更有施展余地,更能成为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规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艺术中介”领域,“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参与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等国有文化单位的公司制改建”,“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在项目审批、资质认定、融资等方面与国有文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就拿基金会来说吧。要是以传统的、非赢利性的视角来操办文化基金,我们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有意资助文化事业的企业或个人身上,我们对于所能选择的回报也就只能是税收政策上的优惠或冠名、勒牌、授予荣誉称号等。要是换一个视角,换一个多少有点创新意味的视角,将非赢利性变成为赢利性,那么,被动的“捐赠”也许就可能变为主动的经营,“化缘”也许就可能变为“招标”。这就像电视剧制作,20年前搞赞助,10年以前搞冠名,现在搞的是联合摄制、荣辱与共。只要企业对于文化的投入,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带有更多市场性质,那么文化基金的运作,就再也不会是课题经费的翻版,发人头费,撒胡椒面。
          总之,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已变道焉能不变。要想使文化中介组织能够成为新一轮文化发展的支柱之一,我们就得观念更新,思路打开。我们要想在操作层面上,既确保党的领导,又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对于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就得在各类文化主体培育的过程中,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办事,充分体现依法、公平、公开的特点和社会性质。因为我们的党早已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因为我们的党早已在它的执政宣言上明白写上以人为本,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作者身份: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上海浦东新区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图书公司《博古》编辑部执行主编
          中国《亚洲论坛》社副社长、副主编

        澳门线上博彩公司